當前我國疫情防控階段性成效進一步鞏固，復工復產取得重要進展，經濟社會運行秩序加快恢復。同時，國際疫情持續蔓延，世界經濟下行風險加劇，不穩定不確定因素顯著增多。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面對嚴峻復雜的國際疫情和世界經濟形勢，我們要堅持底線思維，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4月17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出，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維護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大局。
嘉賓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劉世錦
中央黨校經濟學部主任 韓保江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 劉元春
主持人
光明日報記者 張雁 陳恒
1.全面把握總需求狀況，準確理解擴大內需的重要意義
主持人：國家統計局公布首季經濟數據顯示，受疫情影響，雖然一季度中國經濟增速同比下降6.8％，但3月份主要經濟指標降幅明顯收窄，經濟復蘇步伐加快。請問，如何看待當前我國的宏觀經濟形勢？
劉世錦：這次經濟下滑，是由于一次意外的超級外部沖擊，而非經濟內部出現了如需求嚴重不足、杠桿率過高等問題，它與金融或經濟危機是不同的。在疫情外部沖擊下，經濟恢復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疫情持續時間，二是生產能力受損程度。如果疫情持續時間不長，生產能力受損有限，疫情過后可以出現V型反彈；如果疫情持續時間較長，或生產能力受損嚴重，反彈就不那么容易。因此，短期政策除了盡快控制住疫情之外，重點是盡可能減輕生產能力受到的損傷，保護生產力。從3月份的數據來看，經濟恢復的跡象是明顯的。
這種情況下，我認為應該采取“相對增長率”的評估方法來考察我國的經濟增長狀況，就是用中國增長速度與世界平均增長速度的比值或差值，來評估我國經濟的增長狀況。采取這種方法的基本背景是，中國經濟已在較大程度上融入全球經濟，而且這次疫情沖擊也是全球性的。與以往相比，如果這種比值或差值是穩定或上升的，就表明中國經濟表現是好的，反之則是差的。舉例來講，2019年世界經濟平均增速2.9%，中國是6.1%，相對增長率為3.2%；如果2020年世界增速為-2.5%，中國為3%，我們的絕對增長率雖然下降了，但相對增長率提高到5.5%，那么中國經濟的表現就是優秀的。總之，要全面辯證地看待當前中國的經濟發展。
劉元春：疫情造成的經濟下滑與一般的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是截然不同的。在傳染病之類的疫情當中，經濟活動因人員隔離幾乎處于完全停滯狀態，完整的產業鏈斷裂成為單個的企業，產品、要素和資金無法正常流動，因此在短時間內，疫情造成的經濟下滑往往比金融危機造成的經濟衰退更加劇烈。但對經濟體而言，疫情是一場典型的外生系統性沖擊，由此造成的經濟下滑也具有外生性質。打個比方，疫情造成的下滑，就好像經濟體得了一場急癥，而經濟危機則更像是得了由不良生活習慣釀成的慢性病。所以，只要疫情能夠得到迅速控制，急癥快速治愈，經濟就可能實現迅速恢復。總體來看，我國經濟盡管受疫情沖擊嚴重，但支撐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條件和基本因素沒有變，產業升級、新動能較快增長的態勢沒有改變，經濟社會運行秩序正在加快恢復、持續向好。
主持人：4月17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出，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擴大內需被放到了更加重要的地位。如果要對總供給和總需求做全面的分析，請問我們目前面臨一個怎樣的總需求狀況？擴大內需戰略的提出有何重要意義？
劉元春：從一季度和3月份的數據來看，疫情期間我國遭遇嚴重的總供給沖擊和總需求沖擊，但3月份以來，總需求已發生溫和反彈。隨著疫情得到基本控制，宏觀經濟主要矛盾正在從供給和需求雙雙受到較大沖擊轉化為總需求不足。3月份復工復產進展順利，供給側啟動較為迅速，相比較而言，需求側恢復相對緩慢，總需求不足是制約經濟快速恢復的主要因素。
具體來看，消費需求受到的沖擊最為明顯，1—3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19.0%，不過3月份降幅較1—2月收窄4.7個百分點；投資需求方面，疫情導致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快速下滑，目前正在逐步恢復，與去年同期相比，雖然三大產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均出現較大幅度下滑，但醫藥制造業、互聯網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明顯高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在疫情期間更多先進技術得到更為廣泛的應用，固定資產投資的產業結構得到進一步優化。一季度累計貿易順差比去年同期下降80.6%，但3月份外貿進出口相比1—2月份環比出現明顯好轉。
中央提出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有利于保持總需求的基本穩定。總需求不足是當前宏觀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總需求的基本穩定有利于宏觀經濟的穩定發展。目前，一方面需要全產業鏈復工復產，另一方面還要防止在復工復產之后因為沒有訂單、沒有需求出現二次停工停產。在當前外貿沒有全面下滑的狀況下，提振內需和提前做好防沖擊準備面臨一個很好的窗口期，一定不能錯過。
疫情當前在全球蔓延，全球價值鏈面臨嚴峻的斷裂危險，如果這一情況持續時間較長，外需長期不足，將會對我國產業鏈的完整性造成威脅。擴大內需，有利于維護國內的生產能力，保持國內產業鏈的完整暢通，為經濟快速恢復創造有利條件。另外，擴大內需戰略在實現宏觀經濟穩定目標的同時，還可以多方面保障基層民眾的基本生活，有利于維持社會的基本穩定。
韓保江：從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史看，擴大內需戰略是應對危機沖擊的一個有效辦法。1997年，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對出口和利用外資等造成的影響，中央提出“立足擴大國內需求，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為我國最大限度地減低亞洲金融危機沖擊影響，實現經濟高速健康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央做出通過擴大國內需求應對危機沖擊的戰略決策，推出四萬億一攬子經濟刺激政策，我國經濟迅速實現V型反彈，不僅為完成當時的經濟發展目標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基礎設施領域和十大戰略性產業的投資，很大程度上彌補了經濟社會發展的短板。當前，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中央做出擴大內需的戰略決策，不僅是為了更好地對沖因疫情在世界蔓延而嚴重下滑的外需，更重要的是為了維護國內的產業鏈和供應鏈安全，最大限度維護我國實體經濟的穩定發展。通過擴大投資需求，也有利于加快彌補發展不平衡、不協調的短板，為將來的經濟社會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通過擴大內需，為企業生產的商品或服務實現“驚險的一跳”提供更大需求空間，更多企業才能生存，就業、金融、民生才有保障。而且，擴大內需尤其是擴大投資需求，還有著長期的“戰略”考量：不是簡單地為了讓企業“活下去”，更是著眼于迎接新產業革命、培育新發展動能，加大對新技術、新產業、新商業模式的投資；著眼于維護我國產業鏈較為完整的制造業優勢，加大對產業鏈短板和弱項領域的投資，以贏得更好的未來。
劉世錦：應對疫情沖擊，實現穩增長，當前的政策重點必須放在穩消費上。以往遇到經濟下滑，我們首先想到的是擴大投資需求，特別是搞基建投資，這與當時的經濟結構和所處的增長階段有關。比如，2008年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實行四萬億刺激計劃，當時，按支出法計算的GDP增量中，投資所占比重為62.8%，消費所占比重為42.5%，投資占比大于消費占比，所以需求刺激主要是擴大投資需求。到了2019年，按支出法計算的GDP增量中，投資占比已經降為17.2%，消費占比上升到了66.9%，居民消費占比為49.5%，消費占比遠大于投資占比，這表明，現階段要穩增長，重點應該是穩消費，尤其是居民消費。
2.擴大內需戰略的新機遇、新特點、新要求
主持人：圍繞擴大內需戰略，4月17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從刺激消費和投資、促進民生保障等多個層面做出了部署，這些舉措對企業和居民個人會帶來哪些影響？
韓保江：擴大內需戰略會給企業帶來很多機遇。擴大居民消費、增加公共消費，會激發對“高質量必需品”的需求，如健康醫療、文化娛樂、旅游休閑、低碳生態等產業，都會迎來新的更大發展空間。國家將加大對“新基建”的投資力度，這不僅對與“新基建”有直接關系的諸多企業是重大利好，而且還能更有力地拉動鋼鐵、水泥、建筑等傳統產業的發展。因此，企業應該緊跟國家政策，發現和搶占適合自己的發展機會。
擴大內需戰略帶給居民個人的積極影響，主要來自陸續出臺的保就業、保基本民生以及鼓勵居民消費、加大老舊小區改造等與老百姓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政策。比如，在相關政策的推動下，企業加大降價促銷力度會給消費者帶來廉價商品和“消費者剩余”，國家鼓勵汽車消費等政策給有相應需求的消費者帶來新的“需求滿足”，老舊小區改造將直接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質，等等。
劉元春：對企業發展會產生明顯的積極影響。我國正處于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快速發展階段，投資需求潛力仍然巨大。從已公布的財政政策看，未來一段時間將積極擴大有效投資，包括實施老舊小區改造、加強傳統基礎設施和新型基礎設施投資、擴大戰略性新興產業投資等，這些舉措加大了對民間資本參與重點領域項目的支持力度，有利于調動民間投資的積極性，企業尤其是廣大民營和中小微企業應抓住機遇，拓展自身的發展空間。4月17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支持企業出口轉內銷”，支持部分外貿產能轉向國內市場，這也是企業順應積極宏觀政策推動自身發展的切入點。居民個人在擴大內需戰略中的受益是直接而具體的。從已經出臺的政策來看，可以直接提升居民的購買能力，以及提高特殊群體的生活水平。
主持人：擴大內需通常會采取哪些宏觀政策手段？與以往的擴大內需政策相比，當前的擴大內需戰略有哪些新的特點？
韓保江：擴大內需的宏觀政策手段主要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當前中央的要求是：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為，并提出了提高赤字率、發行抗疫特別國債、增加地方政府專項債券、提高資金使用效率等舉措和要求，以更大力度發揮積極財政政策穩定經濟的作用；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更加靈活適度，包括運用降準、降息、再貸款等手段，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引導貸款市場利率下行，把資金用到支持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微企業上，等等。
此次擴大內需政策中還加入了一些旨在改善中國經濟發展質量，提高勞動生產率及全要素生產率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產業政策以及社會政策等，這些政策舉措共同形成了一個極具中國特色的“政策組合拳”，這也是實現我國經濟治理現代化的一個政策體系。擴大內需的具體舉措還有不少，目前我們的政策工具箱中還有不少工具沒拿出來。
當前的擴大內需戰略，一個顯著的特點是不搞大水漫灌，而是從推動國民經濟高質量發展和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發，從供給側和需求側雙向發力，針對國民經濟發展中存在的結構性矛盾以及短板弱項，對癥下藥，精準施策。政策的著眼點還是強調解決社會生產力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在此基礎上主動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形成更多經濟發展新動能。
劉元春：當前擴大內需的宏觀經濟政策，一是聚焦民生救助，二是聚焦經濟刺激，三是聚焦化危為機的改革，主要表現出以下特點：以財政政策擴張為主體，貨幣政策輔之；以項目布局為先導，資金投入跟進；疫情救助與短期擴張相結合、短期刺激與中期發展相結合；底線管理為根本、相機決策為基礎，分階段逐步推進；需求擴張與供給管理相配合，消費啟動與投資擴張相并行，多渠道多工具同步實施。
正在實施的擴大內需政策，財政政策包括3大類，共23大項，支出總額1.3萬億元，落實金額5000多億元；貨幣政策包括金融支持30條、貨幣政策推進計劃，共4.4萬億元資金支持。在消費促進政策方面，23個部門出臺了19大類的政策，很多地方配合疫情救助，也出臺了諸如提供消費券、收入補貼等政策；投資促進政策以新舊基建為核心，以“新基建”為主的投資擴張政策將在有效提升短期需求的同時，為高質量發展提供更優質的基礎。
主持人：在疫情防控常態化前提下，促“六穩”、抓“六保”，是堅持穩中求進、抓實經濟社會發展各項工作的主要著力點。擴大內需如何與促進“六穩”“六保”相結合？
韓保江：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這“六保”是實施擴大內需戰略的“政策底線”。也就是說，無論是擴大消費需求還是擴大投資需求的政策，都要對準這“六保”進行統籌安排，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在“六保”方面更加積極，穩健的貨幣政策要在“六保”領域適度寬松。
其中，我特別關注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和保市場主體。保就業，需要抓好重點行業、重點人群的就業工作，近期要把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工作作為重中之重。保基本民生，需要切實做好民生保障工作，加大脫貧攻堅力度，確保如期全面完成脫貧攻堅任務；完善社會保障，確保群眾基本生活。保市場主體，就是要加快落實各項政策，通過減稅降費、降低融資成本和房屋租金等措施，著力幫扶中小企業渡過難關，提高企業生存和發展能力。保市場主體有助于保持我國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性和競爭力，促進產業鏈協同復工復產達產。
劉元春：擴大內需與“六穩”“六保”目標相結合，體現了經濟政策“底線式管理”的基本思路。擴大內需在助力宏觀經濟穩定的同時，還可以保障基層民眾的基本生活，有利于維持社會穩定。只有充分的需求管理政策才能保證經濟系統在停擺之后快速恢復常態，才能使企業在復工復產之后獲得足夠訂單維持正常運轉，避免再次停工停產，避免解聘工人，因此，需求復蘇和適度的需求擴張，是保居民就業最根本的方法，也是保市場主體的根本。保證了居民的基本就業和市場主體的正常運行，也就保證了民生的基本盤。工資收入和經營收入是居民收入的核心，也是財政收入的基礎。財政收入的正常化不僅是各種公共事業和轉移支付的基礎，也是地方政府常態化運行的基礎。從上述意義上講，擴內需是“六穩”和“六保”的核心和基礎，是保證經濟社會運行基本盤的關鍵。
無論“六穩”還是“六保”，排在第一位的都是就業。根據測算，我國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所帶來的就業大約為200萬人，但是GDP每少增長一個百分點，所帶來的失業接近400萬人。因此，必須充分認識到完成就業任務的嚴峻性，把保就業、穩就業的目標轉換成擴大內需的政策性目標和政策性行動。
3.打好政策組合拳 確保宏觀政策協同發力
主持人：中央提出要以更大的宏觀政策力度對沖疫情影響，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為，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更加靈活適度。擴大內需，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如何協同發力？
劉元春：在救助危機的政策組合中，往往以貨幣政策為主，財政政策為輔，然而這種傳統的應對政策在處置由疫情引發的經濟下滑時，面臨較多的約束和掣肘。首先，傳統的貨幣政策是通過降低利率和擴大貨幣供給，創造有利于企業投資和家庭消費的寬松環境。但在經濟活動中斷和產業鏈斷裂的情況下，家庭和企業的現金流收入中斷，對未來預期不確定，往往沒有擴大消費和投資的意愿。此時過于強調貨幣政策，增加流動性，鼓勵負債消費或者投資，反而可能使家庭和企業背負更加沉重的債務負擔。因此，家庭和企業對貨幣政策的反應往往較低。其次，傳統的財政政策，通過減稅降費有利于降低企業成本，但是對擴大投資需求幫助有限。在企業生產活動停滯的狀態下，減稅降費有利于降低企業的固定成本，使企業在沒有收入現金流的情況下可以維持更長的時間。但在沒有下游需求的情況下，企業沒有意愿復工復產，減稅降費政策對于擴大企業生產和投資的刺激作用也是有限的。
在傳統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手段受限的情況下，重啟經濟需要的是一次性的總需求特別是最終需求的大推動、整體推動。最終需求的擴張，可以沿著產業鏈實現自下而上的傳導，成為經濟脫離暫停狀態的外生推動力。在疫情的不確定性和市場風險消除之前，這一外生推動力主要依賴政府支出。一旦經濟開始復蘇，正常的經濟運行機制便會開始發揮作用，傳統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作用也將逐步顯現。
韓保江：理論上講，在宏觀調控體系中，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有分工的。雖然二者都能在擴張經濟總量上發揮作用，但財政政策解決結構性問題的能力更強，更能夠精準施策。貨幣政策雖然也可以通過差別利率等政策工具起到結構性作用，但其長處主要是解決總量上松或緊的問題。因此，二者既要有分工，各自發揮好自己的特長，也要有合作，避免政策效應的對沖。例如，結構性減稅目的是為了給中小企業減負，如果稅負減了，而貸款難、貸款貴的問題不解決，企業同樣活不了或者活不好。唯有二者同頻振蕩，協同發力，企業才能實現真正的減負，才能度過危機并很好地活下來。
主持人：維護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大局，必須堅持新發展理念，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堅持以改革開放為動力推動高質量發展。擴大內需政策與這些要求如何有機配合？
劉世錦：需求政策的重要性在于應對疫情的短期沖擊，從長期發展來看，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仍需依靠發揮結構性潛能來實現。幾十年來中國經濟取得遠高于發達經濟體的增速，主要靠的就是結構性潛能。這種結構性潛能，就是經濟學上所說的后發優勢，通俗地說，就是作為一個后發經濟體，在技術進步、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升級、城市化進程等方面的發展潛能。因此，應對短期沖擊的擴大內需戰略，需要立足長遠，與結構性潛能相配合。結構性潛能的有效發揮，需要供給政策發揮更大的作用，這意味著必須牢牢抓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主線，推動供給結構的不斷升級。
供給政策和需求政策，應根據不同階段面臨的不同問題和主要矛盾進行政策匹配。例如，在疫情管控階段，必須通過供給政策加大相關應急物資的配送，在復工復產階段，要利用行政手段對全產業鏈和全領域進行供給側的推動，然后進行相應的需求側政策配合。
韓保江：促進需求的政策要與促進改革的政策共同發力。首先必須堅持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這是協調發力的制度前提。其次供給政策要和需求政策“合拍”。也就是說，要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在保一般需求的基礎上，加大滿足中高端需求的力度。事實證明，我國不是需求不足，或沒有需求，而是需求變了，供給的產品卻沒有變，質量、服務跟不上。有效供給能力不足帶來大量需求外溢，消費能力嚴重外流。解決這些結構性問題，必須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再次是供給政策也要力爭比需求政策“早半拍或一拍”，用“新供給”創造“新需求”。當今時代，社會化大生產的突出特點，就是供給側一旦實現了成功的顛覆性創新，市場就會以波瀾壯闊的交易生成進行回應。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劉元春：日前黨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分類提出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五個要素領域的改革方向和具體舉措，部署完善要素價格形成機制和市場運行機制。全球生產和消費遭受疫情的全面沖擊，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新的困難和挑戰。堅定推進重大改革，進一步改善營商環境，必將激發全社會的活力和創造力，釋放更多市場新動能，為對沖疫情影響、增添中國經濟發展后勁提供堅實制度保障。
疫情的沖擊是偶然性、階段性的，需求擴張政策主要為應對疫情的短期影響而出臺，以刺激性為主的政策不可能長期使用，因此，需求政策發力要適度，切忌用力過猛。實現全年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推動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著眼于長遠發展，牢牢抓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