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在分則中新增第八十五條，明確規定在推進領導干部能上能下工作中搞好人主義、避重就輕作出處理屬于違反組織紀律的行為，為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報告“推動干部能上能下、能進能出”要求提供紀律保障。監督執紀中，應堅持主客觀相統一原則，對該違紀行為作出精準認定處理。
充分認識新增該條款的重要意義。高素質專業化的干部隊伍是黨的各項事業高質量發展的基礎。此前體制內人員退出機制不夠完善，一些地方和單位存在領導干部只“上”不“下”現象，不僅挫傷干部的工作積極性，也有悖于選賢任能的用人導向。能上能下工作重點在于規范“能下”，這不僅能為德才兼備的干部開辟干事創業的空間，也讓得過且過的干部具備危機意識，自覺做到行有所止，見賢思齊，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2022年9月中央辦公廳印發的《推進領導干部能上能下規定》（以下簡稱《規定》），聚焦實踐中的難點問題，進一步明確細化“能下”的分析研判、核實認定、執行程序、主體責任等。《條例》新增第八十五條在《規定》基礎上進一步以黨內基礎性法規形式將相關要求固定下來，為推動領導干部能上能下工作發展提供堅實的紀律支撐。
準確認定違紀行為。首先要明確客觀要件，即行為人在推進能上能下工作中對相關領導干部實施了避重就輕的處理行為。審查中應著重把握以下三方面：一是該條僅適用于推進領導干部能上能下工作，具有很強的針對性。一般干部職工的錄用、考核、職稱評定、安置復轉軍人等人事工作不適用此條。二是行為人實施了避重就輕的處理行為，包括以黨紀政務等處分規避組織調整；以組織調整代替黨紀政務等處分等。根據《規定》，此處的組織調整是領導干部“能下”的具體方式，包括平職調整、轉任職級公務員、免職、降職、辦理提前退休等，屬于廣義的組織處理。是否實施了避重就輕的處理行為是客觀要件中的重點，應根據具體案情和在案證據作出實質性判斷。“重”和“輕”不局限于黨紀政務處分和組織調整的檔次比較，還應根據行為人的主觀認知、動機目的、相關領導干部的問題性質及相關情況，結合單位組織結構、職能職責、政治生態等，對能上能下工作所涉領導干部的“重”和“輕”作出判斷。即便是同部門、同級別的領導干部，處理行為的“重”和“輕”可能都有所不同。比如，對于履職能力不夠、臨近退休年齡的領導干部，比較適當的“能下”方式為辦理提前退休手續。如果因其不愿意放棄在職領導崗位的權力和福利而僅給予黨紀政務輕處分，現有待遇并沒有受到影響，這就是典型的應給予組織調整的卻以黨紀政務處分替代，此時組織調整為“重”。又比如，對行為已經構成違紀違法但已符合提職年限要求的干部，沒有按規定立案審查調查，而僅是進行平職調整，這就是應給予黨紀政務處分卻只進行了組織調整，此時組織調整為“輕”。實踐中應對相關領導干部“能下”問題進行充分取證，包括是否存在“能下”的情形；行為人所采取的處理方式及其具體形成、執行過程等，在此基礎上作出綜合研判。目前，很多地方已制定《規定》的實施細則，細化了領導干部“能下”的情形，包括政績觀出現偏差、組織觀念淡薄、事業心不強、工作進度長期滯后、違規決策、作風渙散等，增強了《規定》的可操作性。審查調查中可以根據細則，結合當地實際情況進行綜合研判。三是行為需達到情節較重的程度。在確定行為人存在避重就輕的行為后，應對影響行為危害程度的事實予以取證分析，包括行為人的動機目的、態度認識、平時表現，實施避重就輕行為的時間地點、手段方法、行為結果及影響、是否采取補救措施，與所涉領導干部的關系等。一般來說，多次長期實施、行為發生在黨的二十大之后、出于官官相護或謀取私利等原因、所涉領導干部存在違反政治紀律的問題、造成嚴重危害后果、沒有采取補救措施、組織核查期間仍意識不到問題嚴重性等為常見的“情節較重”情形。實踐中，還應結合本單位本地區的政治生態、能上能下工作開展總體情況、同期同類案件認定情況等，判斷是否達到“情節較重”的程度。
其次，要看主觀要件，即行為人必須是出于搞好人主義的心態而實施的相應行為。只有行為人具備搞好人主義的故意，存在主觀上的違規性，相關避重就輕行為才能構成違紀。好人主義的本質是放棄黨性，不講原則，不論是非，不敢擔當，不愿負責。在能上能下工作中，好人主義常見表現主要有：怕得罪人，對符合“能下”情形的干部不合理訴求遷就照顧，避重就輕，降格處理；回避矛盾，不敢斗爭，對于作風渙散、敷衍塞責、品行不端的干部不敢處理，充耳不聞；面子重于原則，對熟人有求必應，對相關“能下”問題線索簡單予以了結等。如某市某局處長馬某，57歲，對待處內工作敷衍塞責，工作進度長期滯后。組織與馬某進行了談話提醒，但其工作狀態沒有明顯改善，該局人事處擬提出為馬某辦理提前退休手續的建議。馬某聽到風聲后，擔心退休后不僅工資待遇有所降低，而且會失去長期掛名參加課題項目領取的稿費、咨詢費等收入，于是請托相識多年的副局長秦某，表示不愿意離開現有崗位，能否給個處分了事。這一時期，秦某被組織列為考察對象，為了順利通過考察，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就答應了馬某的請托，提出不再對馬某進行組織調整而是給予警告處分的意見。受處分后，馬某依然庸懶散拖、履職不力，且繼續在多個課題項目中掛名領取報酬，群眾議論紛紛，影響惡劣。本案中，秦某的行為就屬于搞好人主義，避重就輕，以黨紀處分規避組織調整，違反了組織紀律，應承擔相應的黨紀責任。由于主觀要件具有內隱性，判斷行為人是否搞好人主義，除了本人供述，還應與行為人領導、同事、下屬談話，調取會議記錄、經手文件、考核文件等相關書證，結合行為人基本情況、日常表現等全面取證判斷。
實踐中需要注意的問題。一是將相關單位和干部為將能上能下工作落到實處而進行的探索嘗試與避重就輕相區分。黨紀政務處分和組織調整都是對有問題的干部進行教育、管理、監督的方式，各有優勢。實踐中應根據具體情況綜合予以運用，采取與以往不同的處理方式并不必然成立避重就輕。比如，某單位對于不適宜擔任現職的干部一般以批評教育為主，開展能上能下工作之后基本采取調整工作崗位的組織調整，收效一般。該單位機關黨委負責同志為了有效推進能上能下工作，對某位作風渙散、工作進度長期滯后且已進行多次批評教育的處長立案審查并給予黨內警告處分，并在單位內進行警示教育，收效明顯。此時不宜因沒有給予處分的先例，就認定該行為是應給予組織調整的卻以黨紀政務處分代替的避重就輕行為。二是將工作中的好人主義與生活里的好人相區分。好人主義是行為人為了自己的面子、人緣等，講人情不講紀律，講關系不講黨性，棄黨的事業于不顧。要注意將好人主義中愛惜羽毛、不敢斗爭與日常待人客氣和善、樂于助人相區分，將好人主義中一團和氣、包庇縱容與生活里寬容大度、團結互助相區分。
（作者單位：中央紀委國家監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