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綜合發揮黨的紀律教育約束、保障激勵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的民主生活會上也深刻闡釋了黨的紀律的作用：“黨的紀律既有教育約束功能，又有保障激勵作用。黨的紀律和干事創業是內在統一的。紀律既明確了不能觸碰的底線和邊界，也為黨員、干部干凈干事、大膽干事提供了行動準繩。”1月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屆中央紀委四次全會上再次強調：“加強黨的紀律建設是一項經常性工作，要引導黨員、干部把他律轉化為自律，內化為日用而不覺的言行準則”“嚴格執行黨的紀律，準確運用‘四種形態’，實事求是、毋枉毋縱，抓早抓小、防微杜漸，把從嚴管理監督和鼓勵擔當作為統一起來，使干部在遵規守紀中改革創新、干事創業”。
習近平總書記對“綜合發揮黨的紀律教育約束、保障激勵作用”的重要論斷是對黨在不同時期紀律建設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紀律建設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為進一步加強黨的紀律建設指明了方向。新征程上加強黨的紀律建設，不僅要充分重視通過外在剛性規范發揮黨的紀律教育約束作用，更要突出通過他律向自律的轉化，綜合發揮黨的紀律教育約束、保障激勵作用，從而使廣大黨員、干部擔當作為、干事創業的內生動力進一步激發，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凝聚起磅礴力量。
紀律嚴明是中國共產黨的光榮傳統和獨特優勢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是靠革命理想和鐵的紀律組織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紀律嚴明是黨的光榮傳統和獨特優勢。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紀律嚴明就是其最為顯著的特征之一。這不僅確保了黨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凝聚力和戰斗力，也成為黨成功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各項事業的關鍵因素和獨特密碼。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始終將嚴格的紀律視為團結全黨、贏得革命勝利的重要法寶。1922年中共二大通過的首部《中國共產黨章程》專門設立了“紀律”章節，內容幾乎占全文三分之一，體現了黨早期對紀律建設的高度重視。此后，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黨不斷強化組織紀律，如四大黨章首次將支部作為黨的基本組織，并突出其重要作用，為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指明方向。毛澤東同志高度重視軍隊紀律建設，1928年4月初，毛澤東同志在湖南省桂東縣沙田村向全體官兵宣布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此后根據形勢的發展和部隊的實踐經驗，形成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逐漸成為全軍統一紀律，使黨領導的人民軍隊不斷壯大、無往而不勝，成為加強軍隊建設的傳家寶。1945年，黨的七大黨章創造性地將黨的紀律寫進總綱，完善了民主集中制，繼承了黨的五大黨章有關中央監察委員會的規定，進一步健全了紀律處分的內容和程序，對以往的紀律建設經驗既有繼承又有發展，不僅對保障解放戰爭的勝利、奪取政權發揮了重要作用，也為新中國成立后的紀律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
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面臨全國執政的新任務，黨始終高度重視紀律建設。1949年11月9日，黨中央作出《關于成立中央及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決定》，成立了由朱德等11人組成的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隨后的一系列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頒行，推動了中央及各級紀委的紀律檢查工作穩步開展，較好地改善了黨內政治生態，鞏固了黨的執政地位。
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中國共產黨更加重視黨的紀律建設。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標志著黨的紀律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這次全會強調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健全黨規黨法，嚴肅黨紀，明確提出“國要有國法，黨要有黨規黨法”。而且這次全會正式重建了紀律檢查工作的專責機關，還為以后如何開展整頓黨風和執紀審查工作提出了基本要求，指明了工作方向，在黨的紀律建設發展史上具有承前啟后的重要歷史意義。十二大黨章對黨的紀律建設作出許多創新，明確規定黨員必須履行遵守黨紀的義務，并在各項義務中融入了紀律要求，如廉潔自律、群眾紀律、生活紀律等。這一時期，我們黨對于紀律的認識逐漸深化，形成了較為系統的理論體系和實踐模式。自黨的十二大以后，黨的紀律方面的制度逐漸穩定下來，后來出臺和完善了《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以下簡稱紀律處分條例），使黨的紀律建設平穩向前發展，為黨和國家各項事業順利開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習近平總書記的科學謀劃和堅強領導下，黨的紀律建設邁上新臺階，取得顯著成就。其一，新時代以來，黨中央堅持全面從嚴治黨，不斷推進黨的自我革命，強化黨內法規制度體系建設，確保黨的紀律更加嚴明、執行更加有力。紀律處分條例在新時代經歷了三次修訂，每一次修訂都體現了新形勢下對紀律要求的深化和完善，使黨紀處分工作更加規范化、法治化、正規化。這些修訂不僅加大了對違紀行為的懲處力度，也進一步明確了紀律處分的原則、內容和具體要求，增強了黨紀的權威性和執行力。其二，紀檢監察體制改革取得重大進展，有效破除了執紀執法之間的機構障礙，為貫通執紀執法提供了堅實的體制保障。國家監察委員會與中央紀委合署辦公，實現了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整合了分散的反腐敗力量，為構建黨統一領導、全面覆蓋、權威高效的監督體系奠定了基礎。這一改革舉措有效提高了反腐敗工作的效率和效果。其三，黨中央持續開展巡視巡察工作，并完善派駐監督制度，兩者相輔相成，成為黨內監督的戰略性制度安排。巡視組或巡察組深入各級黨組織開展“政治體檢”，及時發現并糾正問題，嚴肅查處了一批嚴重違紀違法案件，起到了極大的震懾作用。同時，通過向黨和國家機關及其他組織派駐紀檢監察機構，擦亮了監督探頭，增強了日常監督的效果，確保監督無死角、無盲區。此外，黨中央還大力弘揚新風正氣，堅決反對“四風”，推動中央八項規定精神落地生根，促進作風建設向縱深發展。總之，新時代以來，通過一系列加強黨的紀律建設創新性舉措，使黨內政治生態得到明顯改善，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了堅強政治保證。
辯證把握黨的紀律的多重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辯證唯物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新時代新征程上要綜合發揮黨的紀律的多重作用，首先必須特別重視運用辯證思維，科學把握黨的紀律的教育約束作用和保障激勵作用之間存在的對立統一關系。黨的紀律不僅在于教育約束，還在于保障激勵，這兩者相輔相成，共同促進黨的事業持續健康向前發展。運用辯證思維綜合發揮這兩者作用，不僅可以規范黨組織和黨員行為、維護黨內秩序，還能促使廣大黨員更好地將他律轉化為自律，從而激發他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為實現黨和國家的發展目標注入強大動力。
新征程上，必須充分發揮黨的紀律的教育約束作用，才能規范黨組織和黨員行為，確保黨紀的嚴肅性和權威性。這不僅決定了黨的紀律建設的方向和效果，也深刻影響著黨和國家事業的興旺發達。
強化黨的紀律的教育約束作用，就要做到執紀必嚴、違紀必究，準確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把紀律挺在前面，做到抓早抓小、防微杜漸。2023年新修訂的紀律處分條例增寫“把嚴的基調、嚴的措施、嚴的氛圍長期堅持下去”，就是強調要在日常監督管理和違紀案件處理中保持高壓態勢，采取嚴厲措施，以此確保紀律的剛性約束力。而紀律處分條例增寫“及時進行談話提醒、批評教育、責令檢查、誡勉”的內容，豐富了第一種形態的內涵，進一步強調深化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這不僅體現了黨對黨員、干部的關心愛護，也旨在通過早期干預的一系列教育手段，防止小問題演變成大錯誤。同時，紀律處分條例新增規定“黨員有作風紀律方面的苗頭性、傾向性問題或者違犯黨紀情節輕微的，可以給予談話提醒、批評教育、責令檢查等，或者予以誡勉”，明確了不予黨紀處分的情形，也是強調對輕微違規行為進行及時糾正，避免其發展成為嚴重的違紀行為。這些修訂反映了通過完善階梯式的懲處機制，黨的紀律教育約束作用得到進一步發揮。一方面，黨的紀律為廣大黨員、干部明確劃定了不可逾越和觸碰的紅線，紀檢監察機關不斷加強對黨員、干部的嚴格管理和對違紀案件的嚴肅處理；另一方面，通過綜合運用監督執紀多種方式，為黨員、干部提供了改正錯誤的機會，促進其成長和發展。這種紀律機制不僅有助于維護黨的純潔性和戰斗力，也為廣大黨員、干部提供了一個更加健康、積極的工作環境，保障、激勵他們更好地履行職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黨的紀律不僅僅是對違紀行為的禁止性規定，設定了廣大黨員、干部的不作為義務，要求廣大黨員、干部不能實施違紀行為，還明確了黨員、干部必須積極履行職責，不能僅僅停留在不犯錯的基本要求上，更要做到勇于擔當、積極作為。這意味著黨員、干部不能消極地選擇不擔當或者不作為，否則同樣也會面臨黨的紀律的懲處。也就是說，黨的紀律不僅是對黨員、干部行為的限制和約束，更是對其責任意識和服務精神的強化和激勵。我們黨從成立之初就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確立為根本宗旨，無論是制定政策、法規還是開展各項工作，都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切實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不斷為中國人民謀幸福。因此，黨的紀律建設始終圍繞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展開。2023年新修訂的紀律處分條例增加懲處“工作中不敢斗爭、不愿擔當，面對重大矛盾沖突、危機困難臨陣退縮”的行為，明確要求黨員、干部在面臨重大挑戰、風險、阻力及矛盾時，必須勇于擔當、善于作為，沖鋒在前、建功立業。這一規定強調了“敢字為先、干字當頭”的精神，要求黨員、干部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展現共產黨員應有的責任與擔當。同時對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在“不作為、亂作為”的基礎上，紀律處分條例增加對“慢作為、假作為”的懲處規定，在強調廣大黨員、干部絕對不能濫用權力的同時，進一步明確了廣大黨員、干部有權必有責、法定職責必須為的原則。通過這些規定，黨的紀律建設既遏制了違紀亂紀現象的發生，也激勵全體黨員更好地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為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提供堅實政治保障。
注重發揮黨的紀律教育約束和保障激勵作用
綜合發揮黨的紀律教育約束和保障激勵作用，必須在嚴格執紀的同時落實“三個區分開來”，體現容錯糾錯精神。2023年新修訂的紀律處分條例新增規定：“黨員行為雖然造成損失或者后果，但不是出于故意或者過失，而是由于不可抗力等原因所引起的，不追究黨紀責任。”這一規定體現了根據不同情況采取差異化的處理方式，是對“三個區分開來”的深刻理解和具體落實，彰顯了黨對黨員、干部既要嚴管也要厚愛的原則。“三個區分開來”指的是把干部在推進改革中因缺乏經驗、先行先試出現的失誤和錯誤，同明知故犯的違紀違法行為區分開來；把上級尚無明確限制的探索性試驗中的失誤和錯誤，同上級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違紀違法行為區分開來；把為推動發展的無意過失，同為謀取私利的違紀違法行為區分開來。這一原則不僅要求案件依規依紀辦理，也強調了處理過程中的靈活性和人性化，使紀律執行既嚴格又富有溫度。它向全體黨員、干部傳遞了一個明確信號：只要出發點是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即使在探索過程中出現了失誤，也會得到理解和支持，不會被簡單地追責、問責。通過落實“三個區分開來”，黨旨在鼓勵黨員、干部大膽創新、勇于嘗試，避免因為不必要的顧慮而畏首畏尾。這種區分機制不僅保護了那些敢于擔當、積極作為的干部，為黨員、干部的成長和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持，也為改革創新營造了一個更加寬松和包容的環境，有利于形成銳意進取、奮勇爭先的生動局面。
綜合發揮黨的紀律教育約束和保障激勵作用，必須做好黨紀處分的“后半篇文章”。《中國共產黨黨員權利保障條例》明確規定：“黨組織對受到處理、處分的黨員應當進行跟蹤回訪，教育引導他們正確認識、改正錯誤，放下包袱、積極工作。對于影響期滿、表現好的黨員，符合條件的應當正常使用。”對于受處分的黨員，不能簡單地“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通過系統的跟蹤回訪機制，幫助他們深刻認識錯誤、改正不足，重新樹立信心。跟蹤回訪是黨紀處分后的關鍵環節，旨在幫助受處分黨員反思錯誤、端正態度，激發他們的內在動力，增強責任感和使命感。對受處分黨員的教育必須延伸到處分之后，通過定期回訪、談心談話、教育培訓等方式，做好思想轉化和現實表現考察工作，黨組織可以幫助這些黨員重新找回初心，堅定理想信念，提高政治站位，使他們在思想上和行動上都得到提升，真正實現“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工作目標。這種持續的關注和支持，體現了黨組織的關心和愛護，有助于受處分黨員更快更好地回歸正軌，也讓他們在改正錯誤后能夠繼續為黨和人民的事業貢獻力量。對于影響期滿、經過考察確實改正了錯誤、表現良好的黨員，應該給予正常使用的機會，使他們在新的崗位上再立新功。正常使用不僅是對改正錯誤的認可，更是對其能力和潛力的信任。通過合理的考核評估機制，確保那些真心悔改、積極作為的黨員、干部能夠獲得新的發展機會，這不僅體現了黨組織的教育約束，也有利于發揮黨的紀律的保障激勵作用，增強黨組織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綜合發揮黨的紀律教育約束和保障激勵作用，必須及時、嚴肅處理誣告陷害行為和為受到錯告誣告的黨員、干部澄清正名。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強調“加強誣告行為治理”。誣告陷害行為不僅是對黨員人身權利的嚴重侵犯，更是擾亂正常組織工作秩序、破壞黨內政治生態的違紀行為，影響了黨員、干部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因此，對于惡意誣告者，必須依規依紀嚴肅處理，形成有力震懾，防止此類行為的發生。要進一步建立和完善誣告陷害行為的查處機制，明確責任追究制度和處理程序，確保每一起誣告陷害案件都能得到公正處理，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而為受到錯告誣告的黨員、干部澄清正名是維護其合法權益的重要舉措。對于被錯告誣告的黨員、干部，要及時進行調查核實，并公開澄清事實真相，恢復其名譽。建立“澄清正名”制度機制，不僅能有效防止不良風氣的蔓延，也能激勵更多黨員、干部放心大膽地工作，不再擔心無端的誹謗和中傷。如此一來，既能夠實現對誣告陷害者的教育約束，也能夠為敢于擔當干事的黨員、干部撐腰鼓勁，發揮黨的紀律保障激勵作用，讓他們在制度機制剛性力量保障下，解放思想，放開手腳，主動擔當作為，為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作出積極貢獻。
對廣大黨員、干部既要嚴管也要厚愛，兩者不可偏廢。通過綜合發揮黨的紀律教育約束和保障激勵作用，可以更有效地調動廣大黨員、干部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堅強保證。在新征程上，必須不斷完善和發展黨的紀律的作用機制，使之更加適應社會發展需求，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蓬勃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