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指出“十五五”時期在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具有承前啟后的重要地位。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上，科學制定和接續實施五年規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重要體現，是統籌戰略與實踐的關鍵治理機制。五年規劃通過周期性目標設定、資源統籌配置與執行評估反饋，構建起一個兼具穩定性與調適性的國家治理體系，成為國家戰略延續性和制度韌性的重要源泉。
五年規劃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制度安排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用中長期規劃指導經濟社會發展，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種重要方式。”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指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一個階梯式遞進、不斷發展進步的歷史過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續奮斗。五年規劃正是“階梯式遞進”的重要推動力量，貫穿于新中國建設、改革開放和新時代發展的全過程，構成國家治理體系的核心環節。
與一些國家的國家計劃體系在時代演進中逐漸式微不同，中國的五年規劃制度始終保持強大生命力。這種制度韌性源自五年規劃深度嵌入中國政治與治理體系的結構性特征。它不是單純的經濟管理手段，而是一種政治領導、戰略引導與社會動員的綜合機制，體現了我們黨在國家治理中的總體設計能力與組織動員能力。
回顧70余年的發展歷程，五年規劃經歷了從“計劃”到“規劃”、從“經濟”到“經濟社會”、從“建設”到“治理”的系統性演進。新中國成立之初的“五年計劃”，以工業化和國防建設為核心任務，確立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基礎；改革開放后，五年規劃成為引導經濟結構調整和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推動國家治理從行政命令向政策協調轉型；進入新世紀，五年規劃逐步向戰略統籌制度轉型，強化公共服務與社會治理的功能，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更趨協調可持續；進入新時代，五年規劃上升為頂層設計的重要載體，在國家戰略設計、政策統籌、區域協調、社會治理等方面全面發揮核心作用，成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支撐。
從“一五”計劃到“十五五”規劃，五年規劃的制度邏輯在演進中不斷深化：從以資源集中為核心的計劃性工具，轉變為服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策協調與宏觀調控機制，繼而從引導發展轉型和優化治理結構的戰略規劃制度，升級為統籌全局的頂層設計與戰略統籌制度。它以獨特的時間結構、目標邏輯與制度運行機制，支撐起中國發展與治理的持續演進，展現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長期治理中的優勢與活力。
這種歷史性的演化，體現了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在應對復雜環境中不斷調適的能力。五年規劃既保持戰略目標的長期穩定，又能夠根據時代變化實現政策體系動態優化，形成了國家治理“方向恒定、路徑靈活、節奏有序”的制度特征。可以說，它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集中體現，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支點。
五年規劃以周期與目標結構實現戰略統籌
在面對長期發展與短期變化之間的張力時，五年規劃通過制度化的周期設置與目標結構，實現國家戰略目標的階段性推進與整體性統籌，確保國家發展在不確定環境下的連續性和可預期性。
五年規劃以“五年”為周期，新一輪規劃往往在黨代會召開三年后啟動、在政府換屆兩年后實施，保證了不同任期的領導集體在同一戰略框架下接續推進發展目標。這一制度設計有助于強化戰略目標的跨期一致性，能夠支撐“換屆不換目標”“換人不換方向”。它不僅保持了國家戰略的連續性，而且通過形成“目標設定—執行落實—評估調整—再設定”的政策循環，使戰略規劃與行政執行形成有機閉環。
五年規劃的目標結構，還注重兼顧戰略導向與現實需要的調適。中央在總體戰略愿景下確定國家發展方向，通過規劃將長期目標制度化、階段化；各地區、各部門在此框架下結合自身條件細化實施方案，形成上下貫通、分級落實的目標體系。這種多層級目標體系兼具統一性與差異性，既確保全國戰略方向一致，又為地方創新提供制度空間。特別是“十一五”以來，五年規劃在目標體系中引入“約束性指標”和“預期性指標”的雙重結構。前者體現國家戰略底線，后者反映發展彈性與社會活力，并通過設置數量化指標與結構性任務，通過剛性約束與柔性引導相結合，實現戰略目標的系統統籌與動態優化。
五年規劃不僅是目標體系，更是一種動態執行與評估機制。尤其是，通過重大工程、重點項目、績效考核等工具，將規劃目標轉化為可操作的政策行動，并通過中期評估和終期評估制度形成系統反饋。其中，“任務分解—動態監測—中期評估—監督問責”四位一體的執行體系，將重大任務落實到部門與地區責任清單，并通過動態評估及時調整。這種制度化評估機制，使規劃不再是靜態文件，而成為一個不斷修正、持續優化的治理過程。由此，五年規劃既提供發展方向，又構建執行路徑，還通過評估反饋不斷強化制度自我更新能力。
五年規劃提供新的解釋框架和研究議題
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五年規劃不僅是治理實踐的成功經驗，更是理論創新的重要源泉。它所體現的長期治理邏輯、目標分層機制與動態調適模式，為公共管理理論提供了新的解釋框架和研究議題。
傳統的政策過程理論更多強調線性邏輯，五年規劃則展現出非純線性、多循環的政策運行模式。它通過周期性更新實現政策議程的持續調整，通過滾動評估實現政策目標的動態修正，從而在長期演進中實現穩定與變革的統一。
從推動五年規劃由實踐經驗上升為理論體系角度看，五年規劃應被視為一種“制度性治理周期”。它以時間為秩序，以目標為載體，以評估為反饋，在制度化時間結構中實現國家治理的有序提升與更新。對五年規劃的理論研究，可聚焦其在戰略目標傳導、政策工具配置、執行反饋機制等方面的運行邏輯，從而揭示在復雜治理體系中實現目標穩定與政策創新的機制基礎。
進入數智時代，五年規劃的編制與評估面臨新的技術變革。大數據分析與人工智能為編制規劃提供了更精準的需求識別可能、更科學的政策預測工具支持。要深入探索完善數字技術在戰略規劃中的嵌入機制，分析如何優化目標設定、增強動態反饋、提升響應速度，進而構建一個更加智能、更為敏捷的國家戰略規劃體系。
五年規劃不僅是中國實現長期戰略目標的制度保障，還是“以中國為方法”推動全球公共管理知識創新的重要實踐樣本。推動五年規劃的理論化與知識創新，不僅有助于深化對中國國家治理邏輯的學理闡釋，也有助于發出兼具國家屬性與世界意義的“中國聲音”。它以持續的戰略定力、靈活的制度調適和強大的組織執行力，為世界各國的現代治理提供了獨特的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
